阿里云创始人王坚：每天都在讲的数字化，我们真的懂吗？
当我们离开停车场时，无论这个停车场是不是所谓的智慧停车场，都得先交费。如果前面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付钱，那么所有人都要排队等待。
我们讲新能源，讲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，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认真地计算停车场的浪费，计算我们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？
在一个机动车保有量300万的城市，平峰不堵车的时候路上是20万辆车，高峰堵得水泄不通的时候，路上是30万辆车，只多了10万辆。
为什么区区10万辆车就足以使城市交通陷入瘫痪？
当我们的发电机日夜轰鸣时，中国每年的发电量，是美国、日本跟俄罗斯三个国家的总和，但经济总量却没有办法跟这三个国家的总和比，远没有实现我们想要的高质量发展。
今天的电力经济，还是一个高质量的经济吗？
这些问题背后，都指向了一个要素——数据。
在数字化时代，我们不是要用钱把以前的事情做得更好，而是要彻底改变治理方法。
未来，你消耗掉的每一个资源，都会被认真地计算过，这会改变我们对所有事情的认识跟发展。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，长期致力于城市大脑工作，对数字化有着深刻的理解。
在近期举办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台州峰会上，王坚表示，如果不能真正改变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，那所谓的数字化就是拿新的技术，把原来的东西再固化一点而已。
以下内容整理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台州峰会王坚演讲内容。
今天有机会受邀来台州做演讲，我非常感谢。
刚才李书福董事长演讲的时候有一句话，说台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。在我印象里，这是我第二次来台州。上一次不知道李董事长还记不记得，是跟他一起来的。
那时候大概是1995年，我还在学校做虚拟现实。李董事长到实验室来，他当时正好要做汽车，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用得上。我对他很敬仰，因为我自己都觉得虚拟现实不靠谱，他觉得还是有道理的。
今天也借这个机会表达我对李书福董事长的敬意，对台州的敬意，谢谢大家。
如今大家都在讲数字化，我想结合自己做城市大脑的经历，来谈一下我对数字化的体会。
我想谈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应该把数字化放在一个跟电气化等同的历史关头来考虑。
数字化这个词大家讲了很久，但应该把它放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理解？我认为最好的背景，可能还是电气化。
今天讲数字化这件事情，大家会按照数字化、信息化这么一个逻辑来思考。但是你回过头来想一想，现在无论是产业还是技术，都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，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数字化放到数字化和信息化的脉络里来思考。
我经常讲，应该把数字化跟20世纪的电气化连在一起，就是electrification。
2003年的时候，美国工程院发布了一个20世纪100项工程技术成就的榜单。排在第一项的就是电气化electrification，飞机、汽车、互联网、计算机都排在它之后。
其实认真想一下，电气化谈不上是一个固定行业，但它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
因此，再过100年以后我们回头看，数字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，应该像上一个世纪电气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一样。
历史上有一个机缘巧合，非常有意思。讲电气化一定会提到电，无论是电的发明，发电机的发明，灯泡的发明，电的最基本的原理，都是在欧洲完成的。但是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电气化，却是在美国完成的。
历史发展自有其规律，数字化可能也会有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经历。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东西并不在中国发生，但我自己坚定地相信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数字化会在中国完成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机会。
谈到数字化，大家可能会想到如今经常在讲的数字经济。这个词被用得太多了，已经说到大家对它没感觉了，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。
几年前，中央跟国务院第一次开政治局会议，第一次提到数字经济的时候，其实这个词前面有个定语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我问过很多人，包括国务院的很多人，大部分人都答不上来这个定语是什么。
而恰恰是这个定语，给中国的数字经济跟欧洲的数字经济画了一条分水岭，也是中国创新的地方。
这个定语是什么？就是“以数据为关键要素”。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，中央国务院的文件里面是这么写的。没有这个定语，我们讲的数字经济可能就跟欧洲的没有差别。
在浙江，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，叫“最多跑一次”。
有一次我跟省里的领导一起去国家行政学院，给大家解读“最多跑一次”。我说“最多跑一次”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。它的时代特征是什么？其实是大家在很多办事大厅里面看到的一句话，叫做“数据多跑路，百姓少跑腿”。
王坚在台州峰会上发表演讲
数字经济这件事，跟“最多跑一次”，是不同领域、不同层次上的问题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，就关联起来了。
在国家行政学院时，我还说了一句话。
那天的活动是一个副院长主持的，他对浙江的认识就是改革开放早期的认识。那时他到杭州来，买了一双温州皮鞋，穿了三天就坏了，然后拿去换。
结果店老板觉得很奇怪，说这双鞋子穿一天就应该坏的，怎么穿了三天才坏？他说你已经挣了很多了。
所以我那天在台上讲，浙江这三四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就是从皮鞋最多穿一次，变成“最多跑一次”，这是浙江一次根深蒂固的非常本质的变化。
这是第二件事情。
第三件事情，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城市大脑这个概念呢？
大家都知道，改革开放40年以来，中国每个城市的版图都在迅速扩大，有的甚至扩大了十倍不止。
大家可以设想一下，一个城市的发展，撇开所有其他机制不说，都是需要资源的。但城市的发展资源其实是受限的，我们的水资源，我们的土地资源都是受限的。
城市大脑背后的逻辑，就是其他资源依旧很重要，但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源——数据资源，它会变成未来城市发展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素。
从数字经济到“最多跑一次”，再到城市大脑，其实是在不同层面上提出的不同问题，但它们都观察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数据。
我十几年前做云计算的时候，思考了很久，在云计算前面加了一个定语，成了“以数据为中心的云计算”。我们的技术架构跟使用范围，远远超出大家平时在讲的云计算。
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，到以数据为中心的云计算，可以看出我们到了一个新时代。
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时代，大家对数据的理解，从技术、法律、治理的角度，都要有一次彻底的变化。
我们挂在嘴边的数据，其实此数据非彼数据。
有一次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团来，他们也想用大数据，我跟他们聊天，开了句玩笑。
我说，你们讲的大数据其实都不是大数据。你们讲的大数据就是老板有一个想法，完了让手下人用数据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，这可能就是大部分人讲的大数据。
而实际上，大数据是要用数据来解决过去的问题。为什么会提出城市大脑的概念，是因为它帮助我们做了两件非同寻常的事情。
王坚在台州峰会上发表演讲
第一，它让我们重新看待这个世界，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我举一个车的例子。城市的发展其实非常非常受限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全世界都面临的共同问题，就是交通问题。我非常奇怪，为什么车企从来不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搞得全中国都在限行限购。
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？其实是非常传统的所谓的数据思考，就是大家天天讲的机动车保有量。
当你真正了解一个城市是怎么运作的时候，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：机动车保有量跟交通情况，到底有没有直接联系？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。
当时在杭州第一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跑到交警那问了一个非常外行、非常无知的问题：杭州每天24小时，每时每刻路上到底有多少车？
这个问题，我发现不但杭州市交警说不出来，全世界的人都回答不出来。所以我对城市的看法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，从看机动车保有量，转而变成看机动车在途量。
后来我们用了很多技术，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个数字搞对，结果蛮让人吃惊的。杭州的机动车保有量大概是三百万，大家猜一猜，平峰不堵车的时候路上大概有多少车？堵车的时候是多少？
我曾经拿这个问题问过中国两个国营大汽车厂的董事长。我觉得他们造车的人，应该最关心这个数字才对。
两个董事长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判断，听起来很有道理，说是二八原则。什么叫二八原则？就是平峰的时候道路上是20%的车，高峰的时候道路上是80%的车。
如果用300万辆算一下，平峰时路上是60万辆车，高峰时路上是240万辆车。但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？
杭州这样的城市，机动车保有量300万，平峰不堵车的时候路上只有20万辆车，高峰堵得水泄不通的时候，其实路上只有30万辆车，其实只多了10万辆车。
这个数字算出来，没人相信，交警也觉得我们搞错了。
今年上半年疫情的时候，我去另外两个省会城市算了一下在途车辆。其中一个省会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跟杭州差不多，路上的车大概也是10%。
另一个省会城市相对小一点，机动车保有辆大概只有杭州的一半，但神奇的是，它在路上的车也是10%。
这个数字算出来，大家都不信。但是这些数据让我们重新看待了交通这件事情。而城市大脑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希望能做到城市的数字化，重新看待城市的发展。
这几年杭州一直在讲城市数字化，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？我们过去完成了电气化，才有今天以电力为基础的经济。我认为，城市数字化实际上是数字经济的一个必备条件。
要真正要达到数字转型，城市的数字化必不可少。10年或20年以后，我们完成了数字化，真正的数字经济的时代就会到来。
最后我想聊一下大家总爱讲到的高质量。我刚才讲了，我们今天的经济还是电力经济，电力经济在上个世纪是一个高质量的经济，但放在今天就要打个问号了。
中国基本不出口电，每年的发电量要么基本用完，要么就浪费了。中国的发电量大概是美国、日本跟俄罗斯三个国家的总和，但我们整个的经济总量是没有办法跟这三个国家加起来的总和比。
撇开节能这些因素不说，从这个角度讲，其实经济发展已经慢慢和电力脱钩了。
这是一个例子。
第二个例子是很多年以前看比尔·盖茨的博客，他讲了一件事情，说2013年到2015年，全中国用掉的水泥的总量，是美国多少年用掉的水泥总量之和。
他说的那个数字蛮吓人的，我后来查了一下，这是一个国际组织统计的数据，这三年全中国用掉的水泥的总量，是美国20世纪100年用掉的水泥的总量。
从这个角度讲，我们其实谈不上是高质量的发展。但是当引入数据这个要素以后，可能会让我们重新思考该怎么高质量发展。从发展角度讲，我们应该用更少的资源，来换取更高速更规模的发展。
我认为，城市大脑其实就是在城市数字化的情况下，问了一个全世界今天都不问的问题。
去年年底，我在英国伦敦开会，要发言说一下城市大脑，我就想找一个当地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来说这件事情。那天我在伦敦街头上散步，拍了一张照片，用来说明我的问题。
照片一边放了2个汽油桶，就是那种吉普车上用的小汽油桶，说在埃塞俄比亚，每个家庭每天用掉2汽油桶的水。另一边放了17个汽油桶，说在英国每个家庭每天需要17桶水。
当时我在台上讲，城市大脑要问的问题，是之前我们都没有问过的问题：对一个家庭而言，究竟几桶水是够用的？2桶、4桶还是6桶？
如果6桶水就够了，我们把17桶水搞干净供人使用，也是极其没有社会责任的。
到底多少资源可以来支撑一个城市的发展？我们今天恰恰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而城市数字化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。
回到交通的问题上。刚才讲了，杭州多了10万辆车就堵车了，路上有25万辆车的时候，杭州街上不会堵车，就是25万到30万的时候开始堵车。
杭州有将近2000公里的市政道路，在2000公里的道路上多了5万辆车，就把交通搞垮了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城市运营的效率之低，实际上是超出大家想象的。
而城市的数字化，就是要在所有资源已经无法扩展的情况下，通过利用好数据资源，让我们的城市能够以过去的方法来发展。
用我自己的话总结一下，当年罗马把马引入到城市从而进入马力时代，之后纽约把电引入城市进入电力时代，而未来，算力一定会变成一个城市最最重要的事情。
你消耗掉的每一个资源，都会被认真地计算过，这会改变我们对所有事情的认识跟发展。
我谈不出更多理论，所以想用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解释为什么城市的发展要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发展观。
我做城市大脑的时候，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：我们讲了那么多年的智慧城市，为什么没有搞成我们想要的那种样子？
我们现在讲智慧城市，一定会讲什么智慧街区、智慧楼宇、智慧门禁，有些省市甚至更加夸张，一直讲到智慧公共厕所为止。
所有事物前面都加了智慧两个字，这恰恰说明他们没有搞清楚这个体系，不知道智慧城市要干什么，所以唯一可以做的事情，就是在前面加上智慧两个字。
因为前面讲到车，我就继续拿车举例子。因为做城市大脑，我去了杭州的所有停车场。这些停车场都是所谓的智慧停车场，但我这两年就琢磨出一个东西来，这些智慧停车场其实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怎么把停车费收到，其他都不干。
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在停车场把钱扣掉才可以离开停车场？这是社会效率的巨大浪费。在座只要开过车的，一定有这样的经验，只要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付钱离开停车场，所有人都要排队。
我们讲新能源，讲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，可是没有人去认真地算过停车场的浪费。没有人认真算过，我们整个社会为此付了多大代价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在杭州提了“先离场，后付费”这件事情。
所以我经常讲一件事情，从数字化这个角度来讲，它不是拿钱让你把以前的事情做得更好，而是改变了城市治理的方法。
一个城市的数字化，它带来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广泛的。如果你不能真正改变原来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事情的话，那就是拿新的技术把原来的东西再固化一点而已，而不是拿技术真的改变原来的做法。
最后我想讲的两件事情，其实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。
首先，一个城市进行数字化的时候，至少要有三个考虑。
第一，应该像规划土地资源一样，来规划城市的数据资源。
我们今天所有关于城市的发展，到最后都是地在搞来搞去。但是未来这个世界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数据资源会在城市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，所以我说要像规划土地资源一样来规划数据资源。
第二，就是一个城市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。当你花在数据处理上的钱，跟花在垃圾处理上的钱一样多的时候，这个城市一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大家可以设想一下，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计算机，这个上云那个上云，但把所有的表面现象剥开，只讲花在数据处理上的钱，基本上可以说都是零。但是每个城市每天花在垃圾处理上的是多少钱，其实是个天文数字。
第三，数字经济的本质就是算力经济，所以一个城市应该像规划电力供应一样来规划算力供应。
王坚在台州峰会上发表演讲
如果这三点做不到，我觉得离数字经济可能还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距离。
最后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小愿望，是我五六年自己观察得出来的结果，谈不上是科学的东西。
我们今天的城市，如果它的规模不变，它的需求不变，当它的数字化转型做完以后，支撑城市的资源，可能只需要现在的10%就够了。
也就是说，数字化时代，只要今天10%的土地，10%的水，10%的电，就足以让我们的城市，以现在这样的规模很好地发展下去。
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能拥有更多的可能性，拿另外90%的资源来做创新，做我们未来想做的事情。
